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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中国古代茶事隋唐五代茶业的兴起

    2016-12-26 09:34:07 来源:福建茶叶网微博 编辑:朱自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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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  隋的历史不长,茶的记载也不多,但由于隋统一了全国并修凿了一条沟通南北的运河,这对于促进我国唐代经济、文化以及茶业的发展,还是有其不可忽略的积极意义的。众所周知,唐代尤其是唐代中期,中国茶业有一个很大发展的时期。如封演在其《封氏闻见记》(8世纪末)中所说:“古人亦饮茶耳,但不如今人溺之甚;穷日尽夜,殆成风俗,始自中地,流于塞外”。这就是说,茶叶从唐朝中期起,便是南人好饮的一种饮料,从南方传到中原,由中原传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,一下变成了中国的举国之饮。所以我国史籍有茶“兴于唐”或“盛于唐”之说。正是在唐代,茶始有字,茶始作书,茶始销边,茶始收税,一句话,直到这时,茶才真正形成为一种独立和全国性的文化或事业。因此,本节在主要介绍唐代茶业蓬勃发展的同时,对其所以能风起的原因,也略作剖析。

     

    唐代茶叶的产地

     

     

    1.唐代茶叶的产地

     

      唐代茶业的兴起,如杨华《膳夫经手录》所载:“茶,古不闻食之,近晋、宋以降,吴人采其叶煮,是为茗粥。至开元、天宝之间,稍稍有茶,至德、大历遂多,建中已后盛矣。”《膳夫经手录》成书于唐宣宗大中十年(公元856年),所记唐代茶业的发展,有的是亲目所睹,有的是距之不远的事情,因此内容是较为可靠的。这也即是说,根据《封氏闻见记》的记载,所谓“茶兴于唐”,具体来说是兴盛于唐代中期。这一点,也和《全唐诗》、《全唐文》等唐代各种史籍的记述相一致。在初唐的文献中,很少有茶和茶事的记载;至唐代中期和晚期以后,对茶的论述和吟哦,就骤然增多了起来。那么,唐代中期茶业是怎样发展起来,又发展到怎样程度呢?

     

    先说茶叶产地。唐代以前,我国到底有多少州郡产茶,是无从查考的。直至陆羽《茶经》中,才第一次较多地列举了我国产茶的一些州县。其“八之出”载:

     

    山南: 峡州,襄州,荆州,衡州,金州,梁州;

    淮南: 光州,义阳郡,舒州,寿州,蕲州,黄州;

    浙西: 湖州,常州,宣州,杭州,睦州,歙州,润州,苏 州;

    剑南: 彭州,绵州,蜀州,邛州,雅州,沪州,眉州,汉州;

    浙东: 越州,明州,婺州,台州;

    黔中: 思州,播州,费州,夷州;

    江南: 鄂州,袁州,吉州;

    岭南: 福州,建州,韶州,象州。

     

    《茶经》中上列的这些地名,不少人把它们概之为“八道四十三州”。其实,四十三州是对的,而把州之前所列的山南、淮南、浙西等说成是“八道”,就未必妥当了。

     

      因为,这八地在唐时虽然确曾作过道名,但是,它们并不是同一时期的建制和同样的性质。如八地中,山南、淮南、剑南、江南、岭南,是唐贞观时划分的全国十道中的五个道;而黔中,是开元时从江南道中分出的新道;至于浙东、浙西,历史上虽也一度称过“浙江东道”和“浙江西道”,但实际上是后来江南东道所属的两个观察使理所。不仅这八地设道和称道的时间不同和或有矛盾,其下面所列的州名,与当时的行政建制也不完全吻合。如建州、衡州,历来属于江南道,但在《茶经》中,却把建州划入了岭南,把衡州归入了山南的范围。众所周知,陆羽一生著述很多,他不只是一位杰出的茶叶专家,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、文学家、书法家、史学家和地理学家,他写过多种山志、地志和图经一类的地理论著,以陆羽的地理知识;他要按行政建制的道州隶属关系来写,是决不会出现如上混乱情况的。所以,陆羽《茶经》“八之出”中州之前的地名,不是指道,而是指茶叶产区,是陆羽最早提出或划分的我国八大茶区。

     

      这里还要附带指出一点,在我国有些论著中,不但有把《茶经》“八之出”的地名,称之为“八道四十三州”者,甚至还有根据这些道、州的行政建制,把它们所辖的州、县悉数都算作产茶地域,错误地提出唐代产茶有多少州、多少县。很明显,陆羽提出的茶叶产地,是其在评定各地茶叶品质时所列出的典型和代表,而不是全部茶叶产地。如巴蜀,其时产茶就遍及各地,而《茶经》所列,仅剑南八州。第二,在所谓“八道”和“四十三州”中,也不是每一个道的各州、每一个州的各县全都产茶。如斯西的苏州届县很多,但唐时真正产茶的,只现在的吴县一地。其三,唐代的地方行政建制,也不是一成不变的,而是不时有所变动。所以,仅仅根据《茶经》的记载而要提出唐代产茶州县的确数,是不会也不可能正确的。

     

      由《茶经》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,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、陕西、湖北、云南、广西、贵州、湖南、广东、福建、江西、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河南等十四个省区;而其北限,一直伸展到了河南道的海州(今江苏连云港),也即是说,唐代的茶叶产地达到了与我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的局面。

     

    2.唐代茶叶生产和贸易

     

      前所说,六朝以前,茶在南方的生产和饮用,已有一定发展,但北方饮者还不多,及至唐代中期后,如《膳夫经手录》所载:“今关西、山东,闾阎村落皆吃之,累日不食犹得,不得一日无茶”,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,都嗜茶成俗,于是南方茶的生产和全国茶叶贸易,随之空前蓬勃地发展了起来。现据《膳夫经手录》的记载,将唐代宣宗时我国茶叶产销的情况,列如下表:

    唐宣宗年间茶叶产销

     

      《膳夫经手录》中,还录述了一些有关名茶的情况,上表所列是当时全国茶叶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基本概貌和流向。表中所有这些情况,有的形成已久,但多数如蒙顶茶的兴起一样,“元和以前,束帛不能易一厅先春蒙顶,是以蒙顶前后之人,竞栽茶以规厚利,不数十年间,遂斯安草市,岁出千万斤。”主要还是唐代中期以后才风盛起来的。

     

      唐代时我国各地的茶叶生产,都有较大发展,但是,如《封氏闻见记》所说:“茶自江淮而来,舟车相继,所在山积,包额甚多”,尤其是擅有与北方交通之便的江南、淮南茶区,茶的生产更是得到了格外的发展。具体来说,如上表所反映的江南道鄂岳观察使、江西观察使、宣歙观察使和浙西观察使的一些州县,就尤有巨大发展。这里不妨以江西和宣歙观察使的有关茶史资料一说。

     

    白居易

     

     

    白居易

     

      人们都很熟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《琵琶行》,对于嗜茶者和广大茶叶工作者来说,对其中“老大嫁作商人妇,商人重利轻别离;前月浮梁买茶去,去来江口守空船”的茶事诗句,往往印象特别深刻。浮梁是现在江西的景德镇,江口是指九江的长江口,茶商把妻子一人留在九江船上,自己带着伙计到景德镇去收购茶叶,这里虽未明确指出,但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,浮梁是当时东南的一个最大茶叶集散地,每年新茶上市,茶商竞争是多么的激烈。这一点,也一正好和《元和郡县图志》“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,税十五余万贯”的说法相一致。对于《琵琶行》和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述的上述情况,少数学者也有持怀疑态度的,认为景德镇现在也没有多少茶,唐代时如此兴盛,令人难以置信。其实,《元和郡县图志》“每岁出茶七百万驮”和上面《膳夫经手录》所说的“百倍于蜀茶”的性质一样,虽都带有一定的形容成分,但大体上还是可靠的。浮梁出茶,并不是指浮梁一邑所产的茶,而是包括浮梁周围的皖南、浙西甚至闽北一带的茶叶在内。这一点,从刘津《举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》中,多少也可得到一点证明。其载:“大和中,以举源、浮梁、祁门、德兴四县茶贸实多,兵甲且众,甚殷户口,素是奥区;其次乐乎、千越,悉出厥利,总而完榷,少助时用,于时辖此一方,隶彼四邑,乃升婺源为郡置,兵刑课税,属而理之。”大和是唐文宗李昂的年号。这条材料反映,不只浮梁销售的茶叶,就是后来为课征茶税而设立的婺源郡、也都是“隶彼四邑”;茶货和税利,来自附近的四面八方。看了上述资料,如果说前面还有人对陆羽《茶经》“八之出”州之前的地名究竟是指道还是茶区有怀疑的话,那么,通过上面所说的在茶叶贸易过程中,自然形成的茶叶生产和经济区域,对陆羽能够提出茶区的观点,也就应该不再怀疑了。

     

      如果再深造一步,唐代浮梁一带的茶叶生产又盛到什么程度呢?这可用咸通三年(公元802年)张途的《祁门县新修门澳记》的内容来说明。其载:祁门“山多而田少,水清而地沃,山且植茗,高下无遗土,千里之内,业于茶者七八矣。由是给衣食,供赋役,悉侍此。祁之茗,色黄而香,贾客咸议愈于诸方,每岁二三月,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,摩肩接迹而至。”祁门周围,千里之内,各地种茶,山无遗土,业者七八,这虽不无夸张,但对此无人怀疑,现在赣东北、浙西和皖南一带,在唐代时,其茶业确实有一个特大的发展。


      浮梁和宣歙观察使所生产的茶叶,陆羽《茶经》将其列入浙西茶区。或许有人认为,这一带产茶虽多,但在唐代的各种名茶中,浮梁之商货并不在其列,其制茶技术还不如巴蜀、荆汉。应该承认,浮梁周围生产的茶叶,主要是作商品茶,做工不甚精细,所以陆羽评判的结果,也是“浙西以湖州上,常州次,宣州、杭州、睦州、歙州下”,在整个浙西范围来说,浮梁出产的茶叶,也属下等。但是简单地以商品茶的品质,确定这一带或整个茶区的制茶技术还较低下,这也是形而上学的。事实上,从整个茶区来说,居于长江下游的浙西,在唐中叶以后,不只茶产量大幅度提高,就是制茶技术,由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的入贡,表明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水平。因此,如果说我国六朝时期茶叶生产中心开始东移的话,那么,至唐代中后期,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,便正式转移到了长江的中游和下游。


      关于茶业中心的东移,还可举唐代贡焙的选定来说明。唐张文规《湖州贡焙新茶》诗吟:“凤辇寻春半醉归,仙娥进水御帘开,牡丹花笑金钿动,传奏湖州紫笋来。”我国贡茶的历史甚早,但专门设立采造宫廷用茶的贡焙,规定贡焙首批贡茶必须在每年清明王室祭祖前贡到,还是唐代中期开始的。其实在湖州设立贡焙,并非湖州贡茶之始,据嘉泰《吴兴志》和宜兴有关方志记载,湖州长城(今长兴)和常州义兴(今宜兴)设立贡焙,始于李栖筠刺常州时。是李栖筠接受陆羽“可荐于上”的建议,试贡后受到皇帝喜好而成为定制的。“天子未尝阳羡茶,百草不敢先开花”的诗句,可能即是描写这一时期贡焙的。大历五年(公元770年),代宗李豫以义兴“岁造数多”,始设焙顾渚,“命长兴均贡”。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,宜兴、长兴的贡茶,到贞元以后,单长兴一地,每年来造就要“投工三万人,累月方毕”;反映当时其地不但所出的茶叶质量很好,而且茶园规模和产茶数量也较大。应该指出,贡茶正如袁高《茶山》诗句所形容的:“动生千金费,日使万姓贫”,“心争造化功”,“所献愈艰勤”,从茶农山民来说,它确实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种苛重赋役。但另一方面,从茶业发展和制茶技术的提高上说,客观上起到了一种推动的作用。换言之,唐代贡焙的设置顾渚,既是唐代茶业重心转移江南或东南的一定反映,也是后来这一带茶叶生产技术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一个原因。


      关于唐代茶叶贸易,在上面引录的有关茶叶生产史料中,有的已提到了。总起来说,唐代茶叶生产、消费和贸易的关系,是一个互为条件、互相促进的关系。如果说唐代茶叶生产和消费的发展,有力地带动了茶叶贸易的发展,那么,反过来,唐代茶叶贸易的极大发展,又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茶叶生产和消费的相应发展。我国南方产茶,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不产茶,因此,我国茶叶贸易,主要是南方茶区的茶叶,向北方和无茶地区的贩运。正如《封氏闻见记》所说的那样,唐代开元以后,“自邹、齐、沧、津渐至京邑城市,多开店铺,煎茶卖之”,随着北方城乡茶叶买卖和消费的风行,南方茶区的茶市,江河要道上由茶叶运输而形成的茶埠等水陆码头,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。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很多,这里不妨举几首唐诗为例:


      杜牧有一首《八条山下题水口草市》绝句,吟道:“倚溪侵岭多高树,夸酒书棋有小楼。惊起鸳鸯岂无恨,一双飞去却回头。”水口是顾清江入太湖河道口的出水口。在唐代中期以前,这里还是一片荒原,至唐代后期,由于到顾请求办贡茶和买卖茶叶的船只都停泊在这里,于是就形成了有酒楼茶肆的固定草市。除水口外,在顾清山区,还有如释皎然《顾诸行寄裴方舟》“芜市人稀紫笋多,紫笋青芽谁得识”诗句中提到的“尧市”一类买卖茶叶的市场。以上讲的是菜区收购茶叶的情况,沿途运输茶叶的情况又怎样呢?这也可用许浑《送人归吴兴》中的这样几句诗来反映:“绿水体云月,洞庭归路长,春桥悬酒慢,夜栅集茶槁。”所谓“茶槁”也就是专门运输茶叶的船只,这里的“洞庭”是指苏州洞庭东、西山。其后二句,就是运河两岸因茶船日行夜歇而兴盛起来的集镇或码头。此外,茶叶贸易运输的兴起,对沿途一些城镇的繁荣兴旺,也起到了极其明显的作用。如王建《寄汴州令狐相公》诗:“三军江口拥双旌,虎帐长开自教兵,……水门向晚茶商闹,桥市通宵酒客行。”从中不难看到,这个江口城市,本是军镇所在,唐朝茶叶生产、运输兴盛起来后,茶樯泊集,茶商摩肩,一下子繁荣了起来。通过上面几例,不仅可以看到唐代南方茶叶贸易的巨大发展,而且也形象地看到了茶叶贸易对沿途和所到之处社会经济、社会生活的显著影响。


      关于唐代南北茶叶贸易,还可从杜牧《上李太尉论江贼书》中得到一些有趣的补证。所谓“江贼”,是指出没在长江水系行劫的强盗。他们一股股多的有两三船上百人,少的也有一船三二十人,专门抢劫江河中的商旅,有的也上岸抢劫市镇。这些江贼,都是一些私茶贩子,他们把抢得的“异色财物,尽将南渡,入山博茶。”为什么把各种赃物要带到山里去换茶呢?杜牧接着说:“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货于城市,唯有茶山可以销受。盖以茶熟之际,四远商人,皆将锦绣缯缬、金钗银钏入山交易,妇人雅子,尽衣华服,吏见不问,人见不惊,是以贼徒得异色财物,亦来其间,便有店肆为其囊橐,得茶之后,出为平人。”最后杜牧在谈到这些江贼的活动规律时又说,“豪、毫、徐、泅、汴、宋州贼,多劫江南、江北、淮南、宣润等道;许、蔡、申、光州贼,多劫荆、襄、鄂、岳等道。劫得财物,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,循环往来,终而复始。”当然,这些江赋虽然也把抢来的财物博茶运归本州货卖,但这不是唐朝真正的茶商和正规的茶叶贸易,不能作为唐代茶叶贸易的正式例证。不过,从上引的杜牧的两段记述中,我们至少看到了这样两点:一是至唐代晚期,我国南方一些原来属于穷乡僻壤的山区,大力发展种茶以后,社会一下繁荣和富裕起来;二是我国南北茶叶贸易,分江东和华中两路进行。东路江西、浙江、江苏和安徽一带的茶叶,主要通过长江和淮河、泅水等转由运河直接运销今苏北、皖北和河南各地。华中荆、襄、鄂、岳诸州,过去一般认为也顺江东下,由扬州转运河运往长安和燕幽各地;其实它和江东一样,并未转运,而是就近由长江北面各水系直接运销河南或经由河南转运各地。


      唐代的边茶贸易也很兴盛。我国茶叶和茶的知识传诸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,可能由来已久,但西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饮茶和出现茶叶贸易的记载,最早还是始于唐。据《唐国史补》载,唐时各地和一些少数民族,风俗均以茶叶为贵,一次唐朝的使者到吐蕃,烹茶帐中,吐蕃的赞普问他煮什么?他故弄玄虚地说,这是“涤烦疗渴”的所谓茶也。赞普说:“我亦有此,才命出之,以指曰:此寿州者,此顾渚者,此新门者,此昌明者,此着湖者。”这些都是唐时的名茶。当然能够享用这类茶叶的,只能是赞普一类的少数上层统治者,至于一般平民,自然是从那些专事边茶贸易的商人手中买来的粗茶。这一点,也如《封氏闻见记》中所形容的:唐代中期以后,饮茶风盛南北,“穷日竟夜,殆成风俗,始自中地,流于塞外,往年回鹘入朝,大驱名马,市茶而归”,我国边疆一些少数民族染上饮茶的习惯以后,先通过使者,后来直接通过商人,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。

     

    3.唐代茶政、茶学和茶叶文化的发展

     

      唐代茶业的长足发展,也极大地促进了自身的建设。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,茶叶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地区性的生产或文化。至唐代中期以后,随着茶业的发展,茶就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经济、社会文化和一门独立的学问了。

     

      茶叶作为全国的一种社会经济,除其所具的商品性内容外,主要反映在茶税的课征上。在唐代中期以前,种茶、买卖茶叶,不征收赋税。唐中期以后,由于茶叶生产、贸易发展成为一种大宗生产和大宗贸易,加上其时安史之乱以后,国库拮据,征收茶叶赋税,由筹措常平仓本钱,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定制。

     

      唐德宗李适接位以后,建中三年(公元782年),依户部侍郎赵赞议,“税天下茶漆竹木,十取一”,以为常平仓本钱,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。但未见,在兴元元年(公元784年),因朱世乱,德宗逃奔奉天(今陕西乾县),追悔诏罢茶税。这次税茶,虽主要用于地方筹集常平仓本钱,未入国用,但茶税之巨,给大家有一个很深的印象。以后,如《文献通考·征榷考》所说,贞元九年(公元793年),盐铁使张滂以水灾赋税不登,又向德宗奏请“于出茶州县,及茶山外商人要路。委所由定三等时估,每十税一,充所放两税。其明年以后,所得税钱外贮,若诸州遭水旱,赋税不办,以此代之。”德宗从之,再次恢复茶税,并自此成为定制。

     

      贞元时税茶,岁得不过40万贯,但至长庆元年(公元821年),以“两镇用兵,帑藏空虚”,“禁中起百尺接,费不胜计”,盐铁使王播又奏请大增茶税,“率百钱增五十”,这样,使茶税岁取至少增加到了60万。唐文宗时,王莲为相,为尽收茶叶之利,大改茶法,自兼榷茶使,推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。大和九年(公元835年),王涯强令各地“徙民茶树于官场,焚其旧积”,禁止商人与茶农自相交易,增加税率,一时天下大怨,不久,王涯因李训之乱,被腰斩处死,榷茶之制在唐朝才昙花一现,未曾完全贯彻。武宗会昌元年(公元841年),崔珙任盐铁使,又再次增加茶税,上行下效,茶商所过州县,也均设重税。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,相效“置邸以收税,谓之榻地钱”。稍有不满,便”掠夺舟车”,就如上面说的江贼的所为一样,这时私案越禁越盛,茶叶的商税,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。这种情况,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(公元852年),裴休任盐铁转运使立茶法十二条,才缓和稳定下来。据《新唐书.食发志》记载,裴体的税茶法主要有这样几点:一是各地设有邸阁者,只准收取邸值(住房堆栈费用),不得再赋商人,二是私鬻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“长行群旅”,皆论死;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脊,三犯加重徭;四是各州县如有砍伐茶园或伤害茶业者,在任地方官要以纵私盐法论罪,五是庐州、寿州和淮南一带,皆加半税。实施裴休这一茶法,茶商、园户都较满意,税额未增,税收倍增,迄到朱温篡唐,税制一直未有多大变化。

     

    茶叶由不税到税,从国用的角度来看,也就是从一种自在的地方经济,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。

     

      在唐代以前,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、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,但是还没有摆刊过一本茶的著作,也就是说,其时茶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。至唐代中期以后,应茶业发展和社会上对茶的知识的需要,出现了陆羽《茶经》等一批茶叶专著,使茶在成为全国性生产和经济的同时,也以独立的崭新的一种学科和文化,展示于世,彪炳千古。

     

      茶之有书,是从陆羽著述开始的。陆羽的《茶经》,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,其问世,不但具有把茶提高为独立的学科这样划时代的意义,而且,开创了我国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,千百年来,后人不断以陆羽《茶经》为楷模,续写一本本《茶经》新篇,使我国传统茶学不断得到了发扬光大。陆羽嗜茶,精于茶道,其关于茶的著作,除《茶经》以外,还有《茶记》三卷、《顾渚山记》二卷和《水品》一本。唐代其他人的茶叶著作,有陆羽挚友皎然的《茶块》三卷,张又新《煎茶水记》一卷,温庭筠《采茶录》一卷,苏廙《十六汤品》一卷,佚名《茶苑杂录》一卷,以及裴汶《茶述》、温从云等《补茶事》、五代时毛文锡《条谱》等共十余种。唐代的这些茶书.或师《茶经》,或从生产和品饮茶叶的不同方面补充《茶经》,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传统茶学,比较全面、客观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实际和知识。这些著作,虽然大都已经散佚,但留存下来的《茶经》等不多的几种著作中,仍然保留了上古许多珍贵的茶史资料,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叶历史的重要根据。

     

     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其《茶中杂咏.序》中说:“李疵以前,称茗饮者,以浑以烹之,与夫瀹蔬而吸者无异也。季疵始为经三卷,由是分其源,制其具,教其造,设其器,命其煮,……以为之备矣。”即是说,在陆羽之前,我国对茶文化的源流、制茶方法、茶具设置、烹饮艺术,都不够重视,饮茶还如同煮菜喝汤一样;在《茶经》面世以后,对茶叶文化、茶叶生产、茶具和品饮艺术,开始重视和日益讲究起来。这也就是说,在唐代中期,随着我国茶业和茶学的发展,茶叶文化本身,也有了一个很大发展。

     

      先以茶具来说,在陆羽《茶经》中,现在所说的茶具称为“茶器”,茶具是在饮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,才从一般饮具炊器中独立和发展起来的。早期烹饮茶叶的器具,和日常餐具是通用不分的。后来,经济条件较好的一些人家,为了适应经常饮茶的需要,在待客和经常喝茶的地方,专门固定陈设一套,这才形成正式的茶具。唐人饮茶,和六朝时期相仿,一般都用茶碗,如唐人诗句所吟:“或吟诗一章,或饮茶一碗”,“蒙茗玉花尽,越碗荷叶空”。最初吃茶用的碗,也就是平常装饭盛汤用的碗,后来有些人家把几只碗固定和其他茶具放在一起,这时的茶碗虽然形制和质地与其他碗没有区别,但用途开始分开来了。之后,一些陶家进一步设计产生出了各种各样不同形制的茶碗或茶瓯来。这一点,已为我国考古发现所证实。据报道,在湖南发掘出土的数以百计一模一样的唐朝茶碗中,有一件在碗内底部,竟特别烧制有“茶碗”两字。很明显,这只碗,就是专门用来作茶碗的,从其时茶还书作“茶”来看,这只碗,又无疑是唐代前期的产品。这说明唐代前期,长沙一带虽然饮茶的历史已很久远,但茶碗在发展上还处于只是和普通饭碗分用。而没有在形制上有别于其他用碗的这样一种阶段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  茶具和茶叶的制作、饮用一样,在陆羽之前很不讲究,是经过陆羽在《茶经》中点染以后,才普遍重视和讲究起来的。对于茶具的讲究,如杜育《赋》所描述:“水则方之注,据彼清流,器择陶简,出自东隅(一作瓯);酌之以匏,取式公刘”,在晋代就有些重视。但是,汇集和比较各地茶具的优劣,设计一套实用完备的茶器,还是始自陆羽。陆羽在《茶经》中,共列了28种烹饮茶叶的器具和设备,除对每种器物分别述说它们的功能和作用外,还对制作的具体用材、尺寸和工艺作了详细的说明。陆羽提出的这套茶具,考虑非常周全。如其存放这套茶具的设施,就根据不同场合,设计了具列和都篮二件。所谓“具列”,也就是竹木制作的用于室内陈列茶具的茶床或茶架;都篮,则是用竹蔑编制的存放这套茶具用的篮子。自此以后,如封演在《封氏闻见记》中所说:“楚人陆鸿渐为茶论,说茶之功效并煎茶、炙茶之法,造茶具二十四事,以都统笼贮之,远近倾慕,好事者家藏一副。这就是说,陆羽精心设计整理的这套茶具,不仅奠定了我国古代茶具的基础,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茶具生产的发展。唐时有些重要茶具,还出现了一定的专业生产,并形成了各自的著名产地。如皮日休《茶鼎》诗有待:“龙舒有良匠,铸此佳样成”;《茶瓯》诗:“邢客与越人,皆能造兹器,圆似月魂堕,轻如云魄起。”龙舒,即今安徽的舒城,邢客与越人,是指邢窑和越窑。对于这一点,《唐国史补》中也说:“巩县陶者,多为瓷偶人,号陆鸿渐,买数十茶器,得一鸿渐。”说明当时陶瓷茶具的生产,不仅如邢、越一类名窑相互斗奇比异,连巩县一类的普通窑主,也想出了搭送陆羽陶像等方法,来参加茶具生产交易的角逐。

     

      唐代茶叶文化的发展,还突出反映在赴会上享用茶叶的人越来越多,也越来越会享用,概括地说,就是茶叶的价值观,得到了空前的提高。这里不妨搞引唐人的一些诗句,来略作说明。唐著名诗人元稹,曾写有一首一至七字《茶》诗,其云:“茶,香叶、嫩芽;慕诗客,爱僧家;碾雕白玉,罗织红纱;铫煎黄蕊色,婉转麴尘花;夜后邀陪明月,晨前命对朝霞;洗尽古今人不倦,将知醉后岂堪夸。”这首茶诗的内容中,除对茶的特点、加工、烹煮、饮用、功效作了全面概括以外,还特别提到爱慕茶叶的“诗客”和“僧家”。应该指出:唐代上至帝王将相,下至乡间庶民,茶叶之所以成为“比屋之饮”,的确与其时社会上的达官名士、高僧仙道在诗文中的赞颂、倡导是分不开的。在唐以前,茶的诗文很少,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,茶待和提到茶的诗句,急剧地增加了起来。如唐时著名诗人李白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孟浩然等等,无不嗜茶,也无不遗有众多吟哦茶叶的诗句。这些诗文,如吕岩诗句所形容,“通道复通告,名留四海传”,一方面把茶叶宣传成了无人不知、无人不好的日常生活用品;另一方面,也极大地开拓和提高了茶叶文化的精神意义。如在礼仪方面,通过鲍君徽的《东亭茶宴》、王昌龄的《洛阳尉刘宴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》以及钱起的《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》等待,可以清楚地看出,唐时在客坐敬茶的基础上,进一步创造兴起了以茶为集,以茶作宴和以茶设会的集体活动形式。这种形式,如诗僧皎然《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》所吟:“晦夜不生月,琴轩犹为开;墙东隐者在,淇上逸僧来;若爱传花饮,诗着卷素裁;风流高此会,晚景屡裴回。”这实际上是我国或世界茶道的滥觞或雏型。

     

      茶宴、茶集和茶会,已从一般的待客礼仪,演化为以茶会集同人朋友、迎来送往、商讨议事等等有目的、有主题的处事联谊活动。如李嘉桔《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间仙均归江州》所说,其茶复就是为欢送阎伯均而设的。在这些茶宴或茶的集会上,与会者一方面“茗爱传花饮”,欣赏茶的色香味形,一方面“诗看卷素裁”,相互赋诗言志,作画抒情,从饮茶的单纯物质享受,进一步扩展到茶会的精神享受。日本茶道的要义,是所谓“和、清、敬、寂”四字。其实,在唐人的诗文中,很多也是推崇、追求这样几点。如白居易作诗吟:“况兹孟夏月,清和好时节。微风吹夹衣,不寒复不热。移榻树明下,竟日何所谓。或饮一面茶,或吟两句诗。内无忧患迫,外无职役羁。此日不自适,何时是适时?!”孟浩然的《清明即事》诗句:“帝里重清明,人心自愁思。……空堂坐椅忆,酌茗聊代醉。”刘得仁的《慈恩寺塔下避暑》诗:“古松凌巨塔,修竹映空廊。竟日闻虚籁,深山只此凉。增真生我敬,水淡发茶香。坐欠东楼望,钟声振夕阳。”把上述条的有关诗情画意提炼出来,所重复和追求的,也就是“和清敬寂”这样一类意念。这一点,唐人斐汉《茶述》中概括得尤为简要,其称:茶叶“其性精清,其味浩浩,其用涤烦,其功致和,参百品而不混,越众饮而独高”,这表明其对茶叶特性或茶道的认识,已达到了一个颇为精深的程度。

     

      总上所说,我国由六朝或唐朝前期江南人“吃茗粥”或“瀹蔬而啜”,到斐汶所说的“越众饮而独高”,不能不说是我国茶叶文化的一大飞跃。

     

    4.唐代茶业发展的主在原因

     

    唐代茶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有四。

     

      其一,是盛唐经济、文化的影响。在六朝以前,我国饮茶还很不普遍,《膳夫经手录》称,“至开元、天宝之间,稍稍有茶,至德、大历遂多”,那么,为什么茶业是在开元天宝以后才慢慢兴盛起来的呢?毫无疑问,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直接相联系的。

     

      讲到唐朝的强盛,会很自然地会想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。唐初的贞观之治,在富国强兵、扩大版图、巩固统治等许多方面,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。但它只是为新王朝的强大昌盛,打下了良好的基础,唐朝繁荣富强的顶点,还是在开元、天宝期间。唐玄宗李隆基在执政前期,还是一个有抱负和创业精神的君主,他任用了姚崇、宋理应张九龄等一批有才干的贤能,扫除积弊,改善庶政,使初唐以来的上升景象,最后织成“开元全盛”的画面。诗人杜甫在《忆昔》这首诗中,对开元盛况有这样的描写:“忆昔开元全盛日,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廪俱丰实。”当然,这私人仓廪,只是地主的仓廪,但在唐代,开元天宝年间,无疑是其社会经济最为殷实的一个时期。茶叶是社会消费品,茶叶的消费,是由社会经济所决定的。如所周知,北方饮茶的普及,就与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的活动有关。禅教在南北朝时,流传到我国南朝的南京北朝的洛阳,但禅教和饮茶在其时都没有多大发展。所以,开元时北方禅教和饮茶的兴起,决不是与社会经济无关的一种孤立发展。

     

      另外,国家的统一,交通的发达,南北经济、文化交流的密切,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。南北朝禅教和茶在北方之所以没有发展,与经济固然有重要关系,但其时南北的分裂、交通的阻塞,也不无影响。隋朝修凿的永济渠、通济渠、山阳渎、江南河,虽然只是为杨广巡游扬州和江南开道,但是,在其后的很长时间中,对沟通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的经济、文化,却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。所以,从交通的角度来说,要是没有大运河这条水路国道,就不可能有开元那样鼎盛的局面;纵然有开元那样的盛世和禅教的风起,假如没有运河国道,运输茶叶受到限制,北方禅教和茶业也不可能在一个很短时期内风行起来。

     

      第二,陆羽的倡导。北宋梅尧臣在《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》中吟“自从陆羽生人间,人间相学事春茶”,这是对陆羽一生在茶业上的贡献所作的非常公允的评价。茶的发现和饮用,古已有之,非陆羽之功;但是唐代茶业的兴盛,则确实是与陆羽的倡导分不开的。陆羽对茶业的倡导,首先也主要反映在《茶经》的影响上。《茶经》一书,包括陆羽这个茶学专家的形象,不是凭空而来,而是唐代茶业发展的需要和产物。也就是说,“茶圣陆羽”及其《茶经》,是唐代茶业大发展中产生的。但是,反过来,陆羽《茶经》的提倡,又推动和促进了唐代茶业的更大发展。这一点,《新唐书·陆羽传》说得很贴切。“羽嗜茶,著经三篇,言茶之源、之法、之具尤备,天下益知饮茶矣。”《茶经》中关于茶的历史、制茶饮茶的方法、器具,不是从陆羽才有的,而是他把它们总结、提高得更加完备,自此“天下益知饮茶”;他的作用,主要是在“益知”上。怎样“益知”呢?宋人陈师道在《茶经序》中称:“上自宫省,下迨邑里,外及戎夷蛮狄。宾祀复享,预陈于前,山泽以成市,商贾以起家。”也即是说,陆羽及其《茶经》的功德,影响非常深远,实际触及了茶业和茶叶文化的各个方面。

     

      三是僧道生活和茶为教事吸收的影响。唐代茶业的发展,还表现在与唐代佛教、道教兴盛的关联上。我国佛、道二教,自汉朝起,经南北朝的发展,到唐朝,也达到了极其兴盛的阶段。如武则天时、佛道二教,特别是佛教,就得到很大的发展。其时在长安造的“明堂”,高达294尺。后来又造了一个“天堂”,存放大佛,其建筑比明堂还要高大。武则天很迷信,她甚至颁令天下,在全国断屠、禁渔达七八年之久。因为统治者的支持,所以唐朝不仅产生了最富足的寺院经济,而且也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脱离劳动的僧道队伍。唐朝憎道不仅成为茶的主要消费者,也成为茶道、茶艺的重要倡导者。佛教讲轮回转世、因果报应,主张修行悟性,以求得道成佛。道教注重醮祷,以求长寿多福,或修炼成仙。所以无论是佛教抑或道教,其枯燥孤寂的修养祈祷活动,都有赖于茶,有茶则舒,因此,茶叶不仅为众多僧道所好,也广泛吸收在寺院生活之中。如杜荀鹤《题德玄上人院》诗:“刳得心来忙处闹,闲中方寸阔于天。浮生自是无空性,长寿何曾有百年。罢定馨敲松罅月.解眠茶煮石根泉。我虽未似师披衲,此理同师悟了然。”至于佛教坐禅,茶的功用就更大。如《封氏闻见记》所记,开元时,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,学禅务于不寐,又不夕食,唯许饮茶,由自人怀挟,到处煮饮,相效成俗,不但促进了北方饮茶的普及,也直接推动了我国整个茶业的发展。据统计,在《全唐诗》中,凡提及茶事的诗词,僧道写作或在寺院和僧道一起饮茶的诗词,竟占到总数的十之近二。唐朝寺院增道吟诵茶叶的诗词不仅特别多,而且寺院往往也就是种茶较多、制茶较精的制茶技术中心。如李白在《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》的序文中说的“清香滑熟”能使人增寿还重的“仙人掌茶”,就是荆州玉泉寺所种和加工制成的。所以,唐朝的专院和增徒道众,不单是嗜茶的一批茶叶鼓吹者,也是茶艺、茶道的一些实践家和创造者。

     

      其四,这时的气候条件,也有利于茶业的发展。据竺可桢先生对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研究,在近五千年,大约经历过这年几次冷暖交替过程;第一温暖期,为公元前3000~1000年,约当仰韶文化和河南殷墟时代,这一时期,黄河流域直至山东半岛,都有竹类分布,安阳殷墟还有麈和竹鼠、狨、水牛等热带、亚热带动物遗骨。第一寒冷期,为公元前1000~850年,约当西周时期,据《竹书纪年》记载,这一时期汉水曾两次结冰。第二温暖期,为公元前770~公元初年,约当春秋至西汉这个阶段,据《诗经》和《史记》等文献记载,梅、竹、橘、漆等亚热带植物分布,比寒期推北。第二个寒冷期,由公元初~600年,约当东汉至南北朝这个阶段,这一时期中,尤以3世纪后半期的气温更低,其时每年阴历四月还常降霜。第三个温暖期,为公元600~1000年,约当我国隋唐五代时期。8世纪初,梅树种于长安,公元751年,长安种的柑桔结果。第三个寒冷期,公元 1000~1200年,大抵相当我国两宋阶段。这一时期,太湖曾给冰,厚可行车,洞庭东西山的柑桔全部冻死,杭州每年的终雪日一般都要推迟至暮春。当然,这是我国自原始末期至末代大的气候变化周期,在这每个温暖和寒冷期之中,也都包含有一些小的有规律的冷暖变化。

     

      通过上述历史气候的回顾,可对唐以前我国茶业发轫虽早,但发展缓慢,而至唐朝一下子兴旺起来的自然原因,有一个初步的理解。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,在近五千年中,唐代是最为温暖的一个时期,明白了这点,对唐朝贡焙为什么设在较北的江浙宜兴和长兴,在唐代那样的技术条件下,栽培茶树的北限,何以能扩展到海州(今江苏连云港)一带,也就更加容易理解了。唐朝茶业的发展,除掉众多社会原因之外,与当时的“天时”条件,是有一定关系的。

     

    作者:朱自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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